潮新闻 记者 刘俏言
今天（8月15日）是首个全国生态日，紧邻这个节点，两个月前杭州成功申办第五届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官宣消息犹在耳畔，这是有史以来杭州承办的最高规格的生态圈大会议。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一项大型政府间科学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简称“MAB”）。自1971年诞生至今，MAB在全世界建立了748家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这其中，就有34个保护区来自中国。
大会的进展筹备状况如何？潮新闻记者了解到，在官宣之后，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专家组也再次来到临安，进行更详细的调研。
调研看什么？未来改什么？
在杭州官宣举办大会后不久，中科院院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许智宏就再次带领团队来到了杭州。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在会上指出：“发源于浙江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与MAB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契合。”
上一次，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组来这里，还是考察杭州作为举办城市备选地的办会条件。他们认为对比之下，杭州更具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特质，临安更是有天目山可供来自联合国的专家组调研参观。
这一次，专家团来临安调研，主要对接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前期筹备工作，同时参观了更多具有临安特色的地点，包括天目山镇近山园党建主题公园、天目盏博物馆，於潜镇光明农场、皮园农场等。
“每一次来临安，都有不同的心得体会。”参与了两次调研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前秘书长韩群力表示，这次来到临安，对天目山周围的生态价值实现途径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我们在保护区讲了这么多年的保护，这些保护究竟有没有让周围的民众受益？实际上是可以的，就是要找对方法。每个保护区都在塑造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临安，一个小小的山核桃也可以有自己的品牌，‘天目山宝’这样的品牌出现，也能带动许多就业。”
韩群力也关注到了天目山的精品研学活动，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引入市场化团队进行生态教育的课程运营，这也是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中的一种。
2022年春耕时节，天目山麓开启万亩粮田连片耕种，这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临安实属不易。这片粮田被物联网、智能算法、大数据加持——
种植前，“天目云农—耕织云图”可以网罗大量农产品品种及土壤、农药、化肥品类数据，为农户提供种植服务；种植过程中，农业物联网设备可提供专业的环境实时监测服务，并通过水稻生产模型，实现主要病虫害预警；收成后，还能为农户提供全国农产品价格及行情分析，助力农产品销售。
这样被科技加持的新农业，同样也在调研中被提及，实现传统与现代化的融合。
在不断的创新尝试中，中国的生物圈保护区数量从无到有，在世界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并形成了各自的区域特色。这些工作，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认可。
“浙江在生态工作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要整合发挥好长三角区域的优质教育力量，发挥出浙江的科研优势，为2025年的大会做好准备。”许智宏院士表示，他期待着大会落地的那一天，世界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杭州。
为何“扩”？怎么“扩”？
目前，天目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有扩区的计划。
为何要扩区？还要从当年申请时的源头说起。1996年，天目山就已获批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员，总面积4284公顷。这个面积放眼世界范围内的748家保护区，算是比较“袖珍”的一类。这里不比新疆、内蒙古等地拥有着极为辽阔的自然保护区，它主要的科研价值集中于古树和珍贵的动植物模式标本。
和天目山保护区情况类似的，还有1979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鼎湖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作为中国第一个加入MAB网络的区域，这里的总面积只有1133.4公顷。
“那个时代只是聚焦于鼎湖山的科研价值和生态保护价值，对于鼎湖山如何能够与周边的人类生产活动产生密切的关系，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所以申请的面积比较小。”韩群力告诉记者，随着时代发展，在每十年对生物圈保护区进行的评估中，专家组发现，鼎湖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相对于周边的生产力发展，存在成为“孤岛”的风险，需要通过合理扩区和调整区划促进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过渡区”三大功能区。位于最外层的过渡区，往往是保护区周边群众从事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也被称为可持续发展区。在过渡区，这些生产生活往往通过生态价值的实现，来为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因此，较大面积过渡区的存在，也是保护好核心区的重要屏障。
“适当扩区之后，不仅能够促进当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而且会争取到更多的政策和资金项目支持，促进周边更多的人参与建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关系，是一种正向的循环。”韩群力说。
扩区如何扩？据悉，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临安区政府正在会同天目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管理局和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讨论将清凉峰也纳入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范畴，具体扩多大，如何操作，还需要等待些时日才能揭晓。
【潮新闻 】
在世界上许多有关生态保护的组织里，“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为数不多将“人”放在首位，强调人与生物圈和谐共生的计划，目前已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续时间最长的旗舰计划。
这个相对“冷门”的大会，没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开的次数频繁，也不像《巴黎协定》具备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它至今为止只开了四届，但唯有它，最关心当下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
正如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首席科学家皮特·卡瑞瓦一直所倡导的“平衡的人与自然的需求”理论所说——
拯救世界从来都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最近以来，我们的成功开始被简单地定义为一个术语“生物多样性”。很遗憾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懂得确切含义的词。世界上数十亿人中的大多数并不在乎生物多样性，大多数人也不认为自然保护与他们的目标和雄心有什么相干。人们需要的是安全感、生活保障、食物以及清洁的饮用水，还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机会。为了达成他们的目标，他们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而这一理论，需要我们拥有平衡的视野，去看待保护与发展中的矛盾。
曾经，有人机械地把自然保护和人类发展对立起来，试图应用各种策略使自然免受人类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壁垒保护”的思维方式，希望扩大严格管控的自然保护区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又要保证地球上数十亿人对食物和饮用水的需求。
我们怎样才能既满足人类的需要，又实现自然保护的目标呢？
我们必须具备一种视野——也就是学会平衡自然和人类的需求。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不容置疑的事实的基础上的，即日益增长的人口、巨大的气候变化冲击和不断扩张的农业以及能源的开发。
未来的自然保护事业重心将会从保护地转移到项目工作地上。在这些地区，人类的开发将会得到详尽的规划以及细心的经营，以期对自然造成最小的损害，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难以承受的重大打击。解决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找到人类最主要的生存需求——水、食物、生计、安全、健康，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保护自然的解决方案。
建立在世界各地的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就提供了许多这样的解决方案。他们关注生活在保护区周边的人们，探索生态价值实现的路径，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已经探索出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参考的路径，为世界的生物圈保护区，提供了中国方案。
（部分内容援引自人与生物圈期刊《能让大自然长久为我们服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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