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任务与“概念考察”（哲学任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哲学家对哲学任务的看法历来充满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哲学应该构造解释世界、生活的理论,如黑格尔那样建立的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倾向于为科学提供基础以防止科学理论失去根基,康德为科学奠基的工作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还有的哲学家试图将各学科进行综合,进而为人们提供关于世界的整体、全面的知识。

对世界进行理论解释的哲学路径与科学理论相似,二者对世界的事实考察也如出一辙,因此,如果哲学家无法发现新的事实,则再多的理论建构都只是名词之争。笔者认为,哲学的任务应是维特根斯坦所建议的“概念考察”。首先,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考察与事实考察进行了严格区分;其次,如果“概念考察”仅像维特根斯坦研究者所谈到的,从抽象的二阶层面对概念进行辨析,那这种路径最终又会绕回到理论建构的层面。因而,笔者以为,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概念考察”主要在于从一阶层面看到与概念相关的各种自然事实。

从事实考察到“概念考察”

放弃构造逻辑上完美的语言转而关注日常语言,这使得维特根斯坦对在创作《逻辑哲学论》时期那些保持沉默的生活领域终于有所言说。之前他认为我们需要对美、伦理、宗教信念以及事物同一性等保持沉默的原因在于,传统的提问方式并不能得出一个确切甚至合理的答案。比如苏格拉底向别人请教什么是美本身、什么是正义本身,等等。这种提问的后果往往是,人们不仅不知道善、正义等概念的含义是什么,而且对生活中的各种习俗、规则产生疑惑。

此后,维特根斯坦逐渐赋予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以哲学地位。他认为,日常语言并非不完美,相反,我们对语言概念的理想要求恰好是诸多哲学伪问题产生的根源。如果我们试图为各种概念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事实,这就类似于科学家们通过理论建构在世界中发现新的事实。而哲学家们缺乏对世界进行精确、理想描述的语言,因而,他们对世界的理想要求就显得不合情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理想并不隐藏在现实中。哲学家们需要做的,是通过“概念考察”的方式回应生活中那些困惑人心的问题,而不是为各种理想概念寻找标准定义。

因而,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提出“概念考察”作为哲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首先是出于他对自己早期哲学的反思,这让他意识到,理想的语言和理想的秩序可能更适合科学这种事实考察工作;其次,哲学家在模仿科学家对世界进行理想描述和解释的时候,也创造了很多“超级概念”,哲学家们过于关注这些超级概念,却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自然事实,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让哲学研究脱离了日常生活,变成俱乐部式的自娱自乐。

任务之一:对“超级概念”的祛魅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概念考察”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我们要对自己从事哲学工作所使用的那些“超级概念”进行祛魅,这是哲学家试图构造理论解释世界时的遗留问题。就像维特根斯坦自己所说的,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语有价值,它们的用处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语一样“卑微”。这些概念被视为承载了很多说理功能的“超级词汇”,它们基本上是在科学考察方式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些概念就像是科学研究有待发现的重要事实一样,我们从事形而上学研究也像在发现新的事实,但形而上学遮蔽了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区别。

祛魅只是第一步,哲学家通过这一步骤将“超级概念”从理想拉回至“粗糙的地表”,但我们习惯了之前的理想考察方式,因而哲学研究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让我们重新理解“粗糙的地表”的情况。我们通过整理早已知道的东西来洞察语言是怎样工作的,而这种认识又是针对某种误解进行的。

误解的产生有很多原因,大致说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得某个概念,但并非是习得这个概念本身,而是习得呈现这个概念的相关情境或者生活经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语词有着不同的用法。因而,人们在习得语词时,其经验或情境也有所不同。人们在说理的时候难免将自己的经验主动带入说理的过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误解或分歧在所难免。

反观科学研究,科学家们基本上不会在科学的语言层面发生误解。维特根斯坦指出,数学家们从不争吵。其中的道理大概在于,数学语言是一种严格定义的符号语言,它只有外延没有内涵,因此,也就不必考虑使用数学语言时会受到情境和特殊经验的影响;而日常生活中的自然语言既有外延也有内涵,即日常语言处理意义(meaning)的世界,而意义在科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位置。比如,我们不会在科学研究中去追问数字“5”背后的意义。

综上,维特根斯坦提出“概念考察”的哲学路径,首先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超级概念”的祛魅;其次,“概念考察”旨在消除人们对生活中各种自然概念的误解。如何理解后者,将是我们理解概念考察这一哲学任务的关键。

任务之二:消除自然概念的误解

根据人们从小习得的日常经验,如果语词(或概念)的用法就是其意义,那么语词的使用和多重含义都必然是合理的。因而,维特根斯坦并非让人们在对语词的讨论过程中得出一个正确用法的方式以消除误解。相反,他要求人们认清语词的实际运用情况,并且通过综观(perspicuous representation)的方式促成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seeing connections)。语词的各种用法相似,只有看到不同用法之间的联系,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入,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误解和差别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陈嘉映则更进一步指出,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概念考察”基本上就是从二阶层面考察一些承载了很多说理功能的论理词。比如,当我们对某人是否幸福进行争论的时候,除了了解关于这个人的一些基本事实以外,我们常常还会对相关的概念,比如“幸福”,进行辨析。

陈嘉映建议最后要澄清:什么是幸福。如果我们还是像苏格拉底那样追问幸福本身是什么,则未免重新走向迷茫。日常生活中,人们大致也知道谁幸福谁不幸,什么样的事情能带来幸福,等等。从小习得的一套风俗习惯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直观地将幸福与不幸分辨开来。再者,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建制,因而群体之间对某人某事幸福与否通常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如果人们在一起谈论幸福是为了对幸福有一个定义上的澄清,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显然,陈嘉映并不要求我们获得有关幸福这个概念的准确定义。他强调,当我们讨论什么是幸福的时候,我们是在二阶层面上讨论这个问题。具体到他的语境,二阶层面就是概念层面。可是,我们拿什么来讨论概念呢?幸福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我们从别的概念来讨论它,是不是也要对其他概念进行概念层面的讨论?这不是文字游戏,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理论家纠结于不同的概念时,多数情况下,我们获得的并不是对某个问题的理解,相反,对该问题的迷茫进一步加剧。

哲学家和词典编撰学家一样,二者都无法固定和澄清某个概念的定义。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看到概念不同用法的联系便能消除人们对概念的误解。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概念的不同用法不仅在于语境的不同,更在于语境底层的自然事实的不同。

从二阶到一阶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为了了解一个概念的含义而必须涉及的,往往是一些极其普通的自然事实,它们由于甚为普通而几乎从不被提起。那些极其普通的自然事实大概指的就是与我们习得概念时关联在一起的普通的生活经验。例如,有关幸福的生活经验就是理解幸福这个概念所必须牵扯到的“周边情况”。笔者将概念层面称作二阶层面,将其周边的生活经验称为一阶层面。维特根斯坦强调,我们若想消除人们对各种抽象概念的误解,必须用到一阶层面的生活经验。

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对小孩学习“爱”这一概念过程的讨论,就体现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观点。卡维尔指出,我们也能说:当你说“我爱我的爱人”的时候,小孩习得的是语词“爱”的意义以及什么是爱人。如果爱与怨恨以及威胁掺杂,那么爱就是怨恨和威胁的混合体,当爱是寻找,爱(的意义)就会是寻找。而这正是人们习得各种概念时的原初经验。

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哲学研究就是“概念考察”,但他并未将概念考察仅仅限定在二阶层面;相反,正如上文中所表明的,从一阶层面对概念进行考察似乎才是更为合适的做法。由此,对幸福概念的讨论就变成:人们谈论幸福是为了增进彼此对幸福之事的理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综观到幸福的不同用法之间的联系,这便是其建议的哲学研究。

由此可知,科学研究是科学家根据各种科学假设,通过理想的实验发现新的事实的工作;而哲学研究则是通过对语言游戏的分析来进行概念考察,目的是获得对日常生活的综观与理解。通过对哲学任务进行重新定义,维特根斯坦基本上也将哲学限制在了日常生活领域,而关注日常生活现象、自然事实也让维特根斯坦更像一个现象学家。

(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经验命题与语言游戏——基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考察”(2015XZQN-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