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食物安全的概念往往被粮食安全的概念所取代。概念上的偏差导致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由短缺到过剩、再由过剩到短缺的恶性循环；油料作物生产则因得不到长期稳定支持而发展不够，每年都需大量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食物安全、农民的收入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要保证我国农业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避免上述恶性循环的再次发生，首要任务是要树立科学的食物安全观。
一、传统的粮食观与科学的食物观
在我国，人们习惯于将主食统称为粮食，主要是指稻谷、小麦、玉米、薯类等淀粉作物类和豆类二大类作物。但在国际上，与中文对应的粮食这个概念并不存在。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是“Food”即“食物”，而不仅是“粮食”。如国际上与农业有关的最权威的两个国际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峰会”，其英文原名是“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和“World Food Summit”，即“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和“世界食物峰会”。
事实上，国际化的食物概念与中国传统的粮食概念相差甚远。首先是基本内涵不同。国际通称的食物包括淀粉作物类、油料作物类、蔬菜和瓜类、糖料作物类、水果和酱果类、家畜和家禽类、水产品类、微生物类和海产品类等共9大类100多种。而中国传统的粮食仅包含淀粉类与豆类作物。
其次是营养素的构成不同。食物包含了人类所需的所有营养素，既包含了主要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质和蛋白质，也包含了其它次要营养素及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而除大豆以外的粮食的营养素构成主要是淀粉。
第三是资源的来源不同。食物是来源于整个领地资源、领海资源和公海资源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其生产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粮食仅局限于淀粉类作物和豆类作物，其生产依赖于可耕地。而我国的可耕地面积有限，且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会不可逆转地逐年减少。因此，对食物和粮食这两个完全不同概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对正确指导我国农业生产、保障国家的食物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的粮食安全观容易导致周期性粮食危机和油料短缺
总结50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一点结论，什么时候处理好了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什么时候我国的农业就能够得到全面、快速、协调发展。相反，如果仅仅片面强调粮食安全，就会导致周期性的粮食危机。
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正确的农业发展方针。但在贯彻落实时，却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余砍光”。因此，尽管粮食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总产量成倍增长，但由于当时只片面强调了粮食生产，忽视了油料等其它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致使农产品结构单一，食物总量不足，食用油和蛋白质等严重短缺，膳食结构很不合理，碳水化合物消费过量，油脂、蛋白质等其它营养素的生产和消费严重不足。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尽管经过了近30年的努力，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吃饭”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农产品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充分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对农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农业生产做到了“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养则养”。受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除粮食生产稳步、快速发展以外，油料、蔬菜、水果、水产、畜牧、养殖等各行各业均呈现出空全繁荣的景象，真正出现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既保证了“粮食安全”，又发展了多种经营，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顿时中国举国上下大肆炒作粮食安全。1995至1998年间，我国重新突出粮食生产。从科研立项、技术推广、基地建设、生产指导、政策导向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个环节都向粮食倾斜。结果：一方面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和小麦）全面过剩，大江南北都出现了“卖粮难”；另一方面，每年却要进口近2000万吨的油料及其制品，以满足国内市场对食用植物油脂和蛋白质的需要。
“卖粮难”，政府以保护价收购，政府财政负担十分沉重。“谷贱伤农”，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受伤害。1999年，中国开始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一时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成了农业结构调整的代名词，粮食生产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减产。到2003年，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的粮食贮备已逼近了“粮食危机”的警戒线。从1995到2003年的仅8年时间，中国的粮食经历了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的一个“多少”周期。2004年，粮食安全问题又成了全国上下最为关心的大事。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避免新的粮食“多少”周期的再次出现，值得我们深思。
三、更新观念，确保国家食物安全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好国民的吃饭问题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小康社会吃饭问题的内涵与温饱时期的吃饭问题具有本质的差别。现在，人们不但要吃饱，还要吃好。吃好的标准即是要能满足国民合理的日常营养需求。
从营养学的角度考虑，人的主要营养素的合理需求量是：每人每年需碳水化合物183公斤，脂质41公斤，蛋白质29.2公斤。此外，还需要矿物质、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从1995年中国国民食物消费情况来看，当年人均消费粮食258.9公斤，油脂5.8公斤，肉类11.3公斤。其主要营养素构成为：碳水化合物200公斤，脂质15.2公斤，蛋白质25.7公斤。因此，1995年我国国民的膳食结构明显不合理，碳水化合物消费过量，脂质和蛋白质消费不足，尤其是油脂的消费量只有合理营养需求量的37%。
从膳食结构调整趋势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增加，国民人均淀粉类粮食的消费量将逐年减少，而油脂和蛋白质的消费量将逐年增加。以同属东方人的日本国民食物结构调整情况为例：从1960到1997年的37年间，日本人均粮食的消费量从1960年的191.1公斤降低到1997年的131.9公斤，降幅达30%；油脂消费量从4.7公斤提高到19.3公斤，增长了4倍多；肉类的消费量由6.5公斤提高到42.6公斤，增长了6.6倍。日本国民过去40年的食物结构调整情况预示了中国国民未来几十年的食物结构调整趋势。如果到2020年中国国民的食物结构与1997年日本国民的食物结构基本相近，则到2020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仅为1995年的一半，人均油脂消费量是1995年的3.3倍，肉类消费量是1995年的3.8倍。如果到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则口粮总量在1995年的基础上减少30%仍能满足国民的口粮需求，而油脂和肉类则分别要增加到1995年的3.8倍和4.4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发展油料作物生产对保障我国的食物供给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国民的合理营养素需求还是从现实的食物结构调整总体趋势来分析，都需要我国的农业为国民提供合理的、足量的碳水化合物、食用油脂和蛋白质这三类主要营养素。水稻、小麦、玉米等淀粉类粮食作物的营养素构成中，碳水化合物占70%以上，脂质和蛋白质总量低于15%；而油菜、花生、大豆等油料作物的油脂与蛋白质之和达65%以上。如果仅仅强调粮食安全，我们只能保证碳水化合物这一类营养素的供给安全，而忽视了未来需求增长速度更快的油脂和蛋白质这两大类营养素的供给安全；就会造成碳水化合物营养素的过量供给，偏离市场需求，而油脂和蛋白质供给严重不足；最终会再次重复1995至2003年的粮食“多少”恶性循环、油料依靠大量进口的被动局面。
因此，必须树立食物安全的观点，统筹规划碳水化合物、油脂和蛋白质等主要营养素的生产和供给；既要重视粮食生产，也要保障油料供给；既要向可耕地要粮食，也要向林地、草地、水面要食物；既要着眼于领土的食物利用，也要着眼于海洋的食物开发;既要考虑满足当前的食物需求，也要考虑食物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 （油料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王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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